钩深取极 理定辞畅——作为言语行为典范之作的《谏太宗十思疏》蒋文华摘 要：《谏太宗十思疏》以劝谏为根本目的，以对话为基本形式，从对话的针对性、逻辑性、选择性三个层面展现了言说者 “深刻的洞察”“充足的理据” 和 “恰切的表述”，体现了“钩深取极”“理定辞畅”的论说特点，使此次劝谏成了一次有效的“言语行为”，最终达成了“言说效果”。
关键词：《谏太宗十思疏》；劝谏；言语行为；钩深取极；理定辞畅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长河中，中华历代典籍留下了大量奏疏，但是极具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寥寥无几，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则是其中少有的典范之作，一直都是后世历代君臣治国理政的必读篇章。魏征和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对少有的贤臣和明君，一个敢于进谏，一个善于纳谏。《旧唐书·魏征传》记载：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 [1]可见即位初期的太宗是非常乐于听取魏征的陈谏的。经过唐太宗十多年的励精图治和君臣的勠力同心，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人民生活开始稳定。但是贞观十一年（637），魏征突然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谏太宗十思疏》是此年四月所上论时政之第二疏。此疏的核心内容为规劝唐太宗“十思”，劝谏唐太宗“十思”，其实就是认为唐太宗“失思”。臣子向君主上奏疏与一般的口头劝谏是不同的，奏疏是一种正式的公文，彰显庄重和深思熟虑，意味着劝谏的内容之要、力度之大、语气之重。唐太宗接到这篇奏章后，亲手写诏书答复魏征，承认自己的过失，接受魏征的劝告，并将奏章放在案头上，作为儆戒和督促。 疏，是封建时代臣下向君主分条陈述事情的文字，是一种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的篇章形式。疏在本质上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言语，体现了鲜明的语用特点。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言语的使用总是同说话人的具体目的、意图相联系的。这种意图体现在话语层面，就使之不仅表达一定的意思，而且完成了说话人的一种行为，话语也由此带上了种种不同的职能。” [2]《谏太宗十思疏》作为魏征写给唐太宗的话语产品——语篇，成功地实现诸多劝谏职能，堪称言语行为的典范之作。巴赫金认为，语言不是抽象的符号，它是活生生的行动和事件。“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生命真正所在之处。” [3]对于如何达到言说的效果，刘勰在《文心雕龙》的“论说”和“情采”两章中有如此阐述：“钻坚求通，钩深取极”“理定而后辞畅” [4]，意思是说为了攻破困难求得贯通，要深入探索取得最后的结论，情理要确定之后文辞才能畅达。《谏太宗十思疏》以劝谏为根本目的，以对话为基本形式，从对话的针对性、逻辑性、选择性三个层面展现了言说者 “深刻的洞察”“充足的理据” 和 “恰切的表述”，充分体现了“钩深取极”“理定辞畅”的论说特点，使此次劝谏成了一次有效的“言语行为”，并最终达成了“言说效果”。 一、对话的针对性：深刻的洞察 在魏征和唐太宗的君臣议政的对话中，有两种形式：一是由君主发起“议题”，让臣子针对“议题”开展讨论，可以答复、建议或质疑。这种形式对于回答的一方来说具有突然性，对话的基础主要依靠回答者的素养，包括平时的积淀和反应的敏捷。在《贞观政要》一书中多有这样的对话，比如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5]魏徵对曰：“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6]但是无论如何，也会常常陷入猝不及防的局面，所答者可能过于草率而不能合君主之意。二是由臣子主动提出动议，向君主进行陈述。这种形式的主动一方显然在臣子。但是一般而言，臣子不会主动向君主发出动议，因为如果一旦言说不当，极有可能获陷干扰朝政、混淆君听之罪。所以不到到万不得已，臣子不会进行书面奏疏。对魏征这样的正直谏臣来说，他敏锐地觉察到贞观十一年就是万不得已上疏之机。《谏太宗十思疏》所针对的既是贞观十一年政治危机，同时也是针对一个执掌神器十多年、有所懈怠的君王自身难以发现的“人性弱点”。正因为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即使冒着被杀身的危险，魏征也要发出动议，掌握言说的主动权，这样才有可能达成自己所期待的最大的“言语行为”的效果。 1.问题之所在。贞观十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时隔千年之久，我们已经很难完全查究，但是《谏太宗十思疏》一文中其实已暗示贞观十一年王朝的危机，文章开头提出“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三个“不”字道出了此刻的危机，生活开始追求奢靡之风，德行和道义有所衰败，个人的私欲有所膨胀，这既是太宗个人的问题，也是整个王朝的问题，甚至也是所有封建专制政权在建立初期都会遇到的问题。 2.问题之根源。按理一个王朝经过十多年的励精图治应该是越来越稳定，魏征怎么反而会认为是出现危机了呢？文中有力地指出了产生问题的根源：“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封建王朝的统治模式本质上是君王的人治，所以魏征指出“人君当神器之重”，这种治理模式实际对君王要求极高，作为拥有绝对权力的人君几乎不能有任何的松懈和过错。但是人君其实也是一个人，经过了多年的艰苦征战和十多年的勤勉理政，只要是人难免就会有松懈和贪图安逸的时候，而这时对国家来说却可能是危机来临的时刻。 3.问题之解决。魏征不仅看清危机，更看到了如何解决危机的办法，这就是魏征的过人之处。解决的方法就是劝谏唐太宗“十思”，用“十思”来解决“失思”，确保人君能够永远做到“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这样王朝就能一如既往地保持稳定。 作为听话者一方而言，说话者针对性越强，言说效果自然就越好。魏征对问题的剖析如刘勰所说的那样做到了“钻坚求通，钩深取极”，唐太宗作为一个有抱负的人君，听了魏征如此深刻的剖析，顿有醍醐灌顶、当头一喝之感，随后对魏征提出的“十思”规劝自然也能从谏如流了。 二、对话的逻辑性：充足的理据 “理定而后辞畅”，有了充足的理据才可以畅所欲言。奏疏这种文体是一种实用性极强的文体，目的是劝谏人君能够接受自己的建议、主张与看法。所以奏疏要达到真正的言语行为效果，最根本还是需要说理，以理服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说理的形式多“以象示意”，理性不足，这种说理方式表面上很有气势，初一听让人以为然，但实际上逻辑性不强。《谏太宗十思疏》一开始也采用了这种说理方式，连用两个类比：“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然而接下来更多采用的是理性说理方式，使得文章具有极强的逻辑性，不得不让人信服，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1.史据之真实。唐王朝是在隋朝灭亡的基础上建立的，唐太宗十分重视从王朝的兴衰更替中汲取历史教训。魏征论述的根本依据就是真实的历史，其中既有高度概括的事实，比如“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这样的王朝比比皆是，大的如秦朝、隋朝，虽然短暂统一了中国，一开始皆能善政有为，但不过几十年就出现荒淫乱政，王朝即刻土崩瓦解；小的更是如此，隋朝之前的南北朝时期，王朝更替之快历历在目。也有具体的事实，比如“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出自《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讲述的是“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则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这样的历史事实。 2.理论之丰厚。魏征是一个饱读诗书、善于学习的博学之士，熟谙古人的思想言论，这些思想言论皆可成为唐王朝治国的理论依据。《谏太宗十思疏》引用了《周易》《尚书》等上古典籍中的许多言论，如“谦冲而自牧”语出《周易·谦卦》中的“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弘兹九德”中的“九德”来自于《尚书·皋陶谟》所讲的九种品德。魏征对传统的儒家和道家的精神均有深厚的积淀，特别是唐初君王比较崇尚道家，文中的“见可欲“知足”“知止”等语分别出自《老子》第三章中的“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和第四十四章的“知足不辱”与“知止不殆”，魏征希望唐太宗能够最后“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则是体现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而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又需要遵循儒家的原则，如“载舟覆舟”语出《荀子·王制》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能覆舟”，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唐太宗经常以此来警醒自己。魏征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做到“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则天下就可大治，这实际上就是儒家治国理念。 3.论述之严密。单有真实的史据和丰厚的理论还不足以说服人，劝谏能否成功更在于奏疏的论述能否做到严丝合缝，使人无可辩驳，只有欣然接受。虽然中国的文化传统大多不擅长严格的逻辑论证，但是魏征的论述却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英国哲学家图尔敏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一个好论证的模型，而一千年多年前的魏征论证封建王朝更替这个历史命题时，体现出类似的论证逻辑，产生了很强的说服力。其论述的思路可用下图表示： 魏征较严密地论证了中国封建王朝“取易守难”“克终者寡”这个很难破解的历史命题，对唐太宗具有强烈的警戒意味，同时还提出了破解这个历史命题的出路：除非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正如《古文观止》对此篇作了如此评价：“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7]诚哉斯言！ 三、对话的选择性：恰切的表述
论说为达到更好的效果，在“理定”的基础上还要在表达上做到“辞畅”。作为一个臣子采用何种形式向君主陈谏，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不同的语言形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奏疏属于书面用语，本身就表明了魏征对此次进谏的基本态度：严肃、庄重。在具体表述时，讲究劝谏结构层次的合理，选择恰当的语气、语势，以此表明言说者谏言的重要和听说者纳谏的必要，体现了“理定而辞畅”的论说特点。
1.结构之合理。因为此时的唐太宗与历代开国君主一样也同样陷入类似的问题，所以奏疏的首段必须先指出王朝和君主当前存在的问题，只有提出问题，才能让听着引起警觉，并持续关注。紧接着第二段就是分析问题，将问题产生的根源有理有据地分析清楚，最后才能水到渠成地陈谏问题解决的方法——十思。从“提出问题”到“分析问题”，直至“解决问题”，这样的结构顺应了听者的认知过程，紧紧抓住听者的心理反应，最后就能让听者自然接纳劝谏。
2.语气之坚定。魏征与唐太宗多年来已经完全建立一种良好的君臣信任关系，同时魏征也深知面前的这位国君具有雄才大略，心胸开阔。故而上奏就不再拐弯抹角、隐晦曲折，更多地是直截了当、直奔主题，内容明确，语气坚定。语句多用肯定式陈述句与否定式陈述句，比如文章一开头就直接表明了看法：“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第一句是肯定式，第二句是否定式，强调积德义才能确保国之安，三个“必”字凸显了这种肯定，“而……乎”也体现了这种毫无怀疑的坚定语气。再如“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一个“宜”字也是十分肯定之语气，“其……乎”更是以强烈的语气希望太宗要高度重视对待民心问题。
3.语势之有力。奏疏的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势强烈而不生硬。类比、排比、对比等修辞手法的灵活运用增加了理势。除了开头的类比与排比之外，还有大量的对比句，如“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 “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等，这种强烈反差使人印象深刻。在陈述“十思”时，则是连用十个句子作排比，这决不是一种繁琐的表述，既体现了对问题思考的细致全面，更是一气呵成，让人有一种紧迫之感。或许只有魏征敢于如此劝谏，也只有唐太宗才能接受魏征这样的劝谏。
《谏太宗十思疏》 既是一篇成功的劝谏之文，同时也是魏征和唐太宗共同演绎的一段佳话，后人几乎难以复制，成为了历代学习的典范之作。
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2013：2547.
[2]王建华.语用学与语文教学[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12-13.
[3]（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4卷），钱中文主编，李辉凡等译[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40.
[4]刘勰.文心雕龙[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106，183.
[5][6]吴兢.贞观政要[M].北京：中华书局，2016：24.
[7]吴调侯，吴楚材编选.古文观止[M].北京：中华书局，1987：27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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