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精神病学家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N. Stern）认为，在大约三岁左右，孩子开始在语言能力的基础上，建立起叙事性自体，他认为“叙事性能力的发展开启了通向全新的自我领域的道路”，“告诉自己和他人的关于你的经历的故事构成了你人生的官方历史”，从而“形成了你的自传”（p9）。

而“自传体自我的上层水平可容纳个体社会角色的方方面面，构成‘社会我’和‘精神我’。”（Damasio, p22）。这些不同的社会角色又会因为身份等级的不同，而在社会地位上有高有低，进而影响个人价值感的高低。

从出身的角度来说，人非生而平等，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家庭背景以及这个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我们也无法决定自己天赋的高低。

而从后天的努力来说，我们又可以在先赋角色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可控制或改变的因素而获得与自身的能力相称的身份地位，亦即自致角色，譬如出身贫寒的少年，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顶级学府，毕业后自主创业并获得成功，进而跻身上流阶层。

我们的职业身份

职业身份作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性自我的重要构成。

我们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既受社会需求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更要建立在个人兴趣和擅长的基础之上。

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16PF）、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等评估量表尝试着将人格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并匹配相对应的职业倾向，而在职业方向的选择上提供指导。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发现，当一个人的兴趣、能力和他/她的职业相匹配的时候，这个人在职业方面的满足感和价值感会更高；反之，则会更低。而这种满足感和价值感的高低，并不完全等同于其社会地位的高低。

打个比方，一个拙于动脑但却巧于动手的人以木工为业，虽然收入不高，但看到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一件件木器，他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但对于另一个从小喜欢画画的女孩子来说，因为她的妈妈觉得画画非正业，而让她读了财会专业，虽然她毕业后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了一家大公司的财务总监，但她的内心却觉得是空虚和缺乏意义感的。

而对于有些自体价值感较低的人来说，不论其所从事的职业是否是其兴趣和天赋之所在，通过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来彰显其自体价值，掩饰其人格底层的自卑感，则成了他们很重要的自我防御。

用科胡特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对自体客体的需要没有能够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而是停留在了对“古老的自体客体”（p39）的依附上。

职业身份所代表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他人羡慕的眼光，发挥着“古老的自体客体”的功能，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但因为核心自体是被“我不好”所覆盖着的，所以当“光鲜的外衣”剥去时，羞耻感便浮现了上来。

不过，即便对于自体价值感较高的人来说，社会身份的失落也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情。

世事变化、盛衰无常，大到社会的动荡与变革，中到行业和企业的变迁与没落，都会成为撼动微小个体建构身份的基石，即使是太平盛世，也不乏革职处分、失能落魄之人，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权力、地位、财富，甚至人身自由。

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面对原有身份的失落所带来的与那个身份相匹配的社会价值的失去，可能还要承受他人的目光里由恭敬、羡慕甚至嫉妒转变为怜悯、轻蔑甚至幸灾乐祸。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怕是褪却了身份的光环以后，才能看得更清楚些吧！

社会价值的偶然性

而从社会价值，或者说市场价值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价值是由市场来决定的，越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价值越高，反之则越低。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社会价值不可避免地建立在作为对他人有用的“工具人”的基础之上，而市场需要什么是由市场来决定的，非个人所能控制。

所谓“时势造英雄”，自古以来有才能者数不胜数，得成大业者终须在“时势”的烘托之下方能彰显，而“生不逢时”者，则是没有遇到对其价值有所需求的“市场”而已。

墨西哥裔的美国蓝领工人兼歌手西斯多·罗德里格兹在他人生的冰火两重天里，体验了生不逢时和时势造英雄的两个极端。他曾经因为自己的音乐才华被唱片公司的制作人从又脏又乱的小酒吧里挖了出来，但在两张唱片都惨遭失败以后，又被打回原形，重新以体力活谋生。

而他的唱片《冷事实》被意外带到了仍处于严重的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他因为嬉皮士的风格和反体制的思想而成为南非一个时代的偶像，《冷事实》也成为了南非反种族隔离的“圣歌”，只不过，在建筑工地上忙着拆除旧屋、装修新屋的他对于这一切毫不知情。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在南非的乐迷，也是唱片行的老板老糖开始了“罗德里格兹大搜寻”，几经辗转，终于联系上了他们本以为早已死去的罗德里格兹……

1998年3月2日，经过漫长的飞行，罗德里格兹和他的家人终于抵达南非首都开普敦，他将进行6个场次总共超过20000观众的巡回演出。他受到了盛况空前的礼遇，所有门票销售一空。他终于到达了那个地方，那个他一生都在寻找的地方……

罗德里格兹对他的女儿说，他有两个人生，一个是在美国作为苦力的，另一个是在南非作为超级巨星的。而当他离开南非的梦幻，回到底特律的现实，他仍然帮人修剪草坪，仍然从事着辛苦的劳作！（整理自纪录片《寻找小糖人》）

哪个才是真实的他？作为苦力的他，还是作为超级巨星的他？

也许，在这些不同的身份背后，那个经历了痛苦和煎熬，却仍然坚守内在的信仰，并将它们转化为美好的、超然的存在的他，才更贴近那个更本质的他。

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价值能证明的只是这个人在这个市场中的价值，并不能证明这个人本身。那么，身份高者又有什么好沾沾自喜，看不起身份低者呢？

我也想到我自己，如果我出生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没有机会独立自主，也许我的命运就是嫁作他人妇、围着孩子转。如果我出生在生产力落后、兵荒马乱年代里，也许我过的就是饥一顿饱一顿，四处逃难的日子……

我们各自都只是在各种因缘之下，在先天赋予和后天努力的基础上，尽力地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秩序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主体（自己）与客体（环境和他人）在互动之后所能达到的平衡，只是因为那个位置被符号所指认、被象征所覆盖，而能指以其优先性，定义了实体而已。

既然社会价值和身份是建立在自我功能的基础之上，那么，对于那些丧失自我功能，不论身处什么时代，都不能对他人“有用”的人来说，又该何去何从呢？

他们也许从来都没有机会建立社会性自我。我们能做到将一个人的存在只是视为“目的”本身，而不是达成他人目的的手段吗？我们能摘下社会身份的面具，放下居高临下的身段，平等地对待他们吗？我们敢面对我们用自我功能所建立的社会身份背后的自己吗？……

社会身份作为社会性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我们在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的系统中确定自己所处的阶层、领域、角色以及周边关系，从而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定位。

但是，不论是叙事性自体还是社会我和精神我都是比较晚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它们是“我”这个完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非全部。这部分的功能是建立在“大脑最表面的新皮层”的基础之上的，它让我们能够“使用语言和抽象思维”，“并用这些符号和意义塑造我们的生活”（Van de Kolk, p51）。

而在新皮层的下面，还有影响或产生情绪的边缘系统，以及最原始的维持个体生命（如心跳、呼吸、消化、血液循环等）的脑干。

通俗点来说，除了社会性自我，我们还有情绪性自我和身体性自我，其中，身体是这个“我”最根本的实体，身体的死亡意味着“我”的最终消亡。

社会性自我是建立在身体性自我和情绪性自我的基础之上的，却也因为象征符号在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而将实体覆盖。

人们困在了影像和符号里（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看手机上？），并与内在的身心感受失去了连接，身体成了在象征的世界里追名逐利的工具而被随意透支（如加班加点、生活不规律），社会性自我成了“我”的中心而忽视了“我”的根基。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并不等于我的身份，而以耗竭身心能量为手段来达到更高的身份地位也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身心安宁。

或许我们所能做的，是回到自身向内观，从头脑下沉到身体和情绪，从失联走向连接，让身体这个实体回到其本该有的基础和核心的位置，以实为主、以虚为辅，而非迷失在语言和身份的虚幻里，不可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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