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是一种受虐
在上海被封的这大半个月里,我的生活重心发生了很大的偏移。封城之前,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减重,了解一些医护知识以及学习专业上,但是封城之后,我的注意力迅速聚焦在了“抢菜”、“团购”、“疫情数据”上。隔一两天的早上,我要在6点或者8点半之前做好“叮咚买菜”上的抢菜准备,到点就开始拼手速。是什么导致了这个目标重心的改变?
用一句网络上的流行梗:“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贫穷带来的“管窥效应”:管窥(Tunneling),是指专注于某一件事就意味着我们会忽略其他事务,也叫“隧道视野”。贫穷的本质就是稀缺。稀缺导致了我们的“管窥之见”,它让我们一门心思的专注于管理手头的稀缺,往往忽略了其他可能更重要的事。当然,我的稀缺只是个短期问题。但在家庭养育的长线任务中,出现稀缺带来的可能就是糟糕的后果。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认知神经生物学家玛莎·法拉赫(Martha Farah)及她的学生金伯莉·G·诺布尔开启了一项关于贫穷和儿童大脑发育的相关研究。经过对全美1099名儿童和青少年的大脑结构的研究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与儿童大脑皮层的表面积相关。家庭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儿童的大脑皮层表面积比超过15万美元的儿童小6%,这种相关性尤其体现在一些负责语言加工、冲动以及其他自我调节的脑区中。
逆境将会加速幼儿大脑的成长和成熟,但这种成熟不是好事,它使得幼儿的大脑缺乏“可塑性”,这会改变大脑结构,而这或使低收入家庭背景的青少年学业成绩比其他人低15%-44%。
可能你接着要问了,那这和管窥效应有什么关系呢?
贫穷的本质是稀缺,而稀缺物将像吸管一样攫取着个体的注意力。这并非是意识层面可控的,潜意识里稀缺物带来无尽的忧虑和联想,破坏了人的现实感。这就像电脑无穷尽的后台程序把CPU拖慢,这很可能让我们把眼前的事情也搞砸。
往往贫困者的注意力都在糊口上。高强度低收入的工作足以榨净人的认知以及情绪空间。
很低的抗风险能力也易使人焦虑和恐惧过载,这时即使眼前有一个孩子急需情感的支持、照顾,可能贫困的父母也无力回应孩子的情感需要。研究的另一个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家庭中,父母给孩子的支持较少,孩子也更容易形成敌对心理,这就会导致负面结果。
贫穷是一种受虐,并持续的强迫性重复。
许艺是一个旁人看来非常出色的女生。工作能力很强,善言谈,长得好看,有人缘,所有认识她的人都认为她应该积累了不少积蓄,能够拥有安稳的生活。然而只有许艺自己知道,她实际的生活有多岌岌可危。她确实收入不错,但她很难存到钱。她控制不了自己乱花的冲动,她会给朋友买昂贵的礼物,也会间歇性地给自己买一些其实并不需要的东西。
在债务危机的压迫下,她进入咨询室。在两年多的咨询里,她逐渐摸到了自己内心的轮廓。许艺父亲年轻时很穷,妈妈也是一般家庭,但是人到中年后,父亲做了生意,家境发生了明显的改观。然而她父亲的金钱观并没变。从许艺记事开始,父亲花钱就很抠,还总和母亲发生冲突。在面对年幼的许艺的需要时,也几乎很少有痛快的满足,相反,更多的是说教和拒绝。受制于人,就是一个孩子被操控和打压后的感觉。和爸爸之间流动的不是亲密,理解,尊重。而是焦虑、恐惧和敌意。
然而当她真的要自发地为爸妈买点什么时,她很少得到正面反馈。爸爸会责备她乱花钱,让她不要忘记没钱的苦。这话一如当年,爷爷奶奶对许艺爸爸反复所说的话。现如今,它变成了传家咒,被许艺接了招。幼年接招是没得选择的。孩子百分百地依赖父母,只能顺应父母的要求和输送爱的方式塑造自己的模样。而爸爸用埋怨、指责打破了许艺的边界,使得她世界里的内疚总如洪水泛滥。成年后,许艺也总是会对他人的付出感到歉疚,总想要加倍报偿,而这报偿让她不堪重负,内疚和隐藏的愤怒让她总是在人际关系中处于溺水状态。这让她没有余力去和他人建立更深度的关系。
我们知道,一个人想要赚钱,必然离不开和他人的合作,而处理利益关系是需要一个人的边界既有力又灵活,人格成熟度够高。如果不是如此,可能稍有动荡,人格脆弱的人就会因无法耐受消化关系中的张力,而破坏或终结这段关系。有很多人都曾和我谈起,他们会容易交到一些很有能力的朋友,但是真的一旦要走近,去发展一些有深度的关系,他们就会感到恐惧和窒息。他们会做一些当时自己都无法察觉的事情去推远关系。
这一方面是害怕以前在早年关系中体验过的“吞没”和“施虐”再度上演,另一方面,也是认同了那个在早年关系中“受虐”的自己,无力去冲破父母划定的范围。早期的贫穷或许是物质上的。但是当它的影响开始蔓延,它最终会穿越实际的物质形态变成心理的结构,而这个结构最终又会在现实世界中投影,塑造我们的生活。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说,那父母真的是穷,满足不了孩子啊,怎么办?是不是也是对孩子施虐了?这么说对条件不好的父母是不是太不公平?我的答案是:贫穷不是核心问题,利用贫穷对孩子施虐才是问题。
有一篇我很喜欢的文章《如果这就是溺爱,那我愿意再多爱一点》,作者毛冷瞪有句金句:“人为地给小孩制造灾难,小孩子不会看不出来。你是真的做不到还是能做到但我就是想治你,小孩子心里特别清楚。”
一个贫困的家庭,父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是尽可能地满足小孩,还是借机控制小孩;在力所不能及的范围内,是有耐心和孩子的需要在一起,温柔的解释,还是苛责小孩,小孩基本都能感觉的出来。
如果贫穷污染了父母对孩子原始的爱,这个时候的贫穷就成了有毒的要素,即使孩子成年后能够赚到钱,她也会在某些地方上对自己制造伤害,或者过度补偿,或者同样苛责,保留着某些贫困的伤害。更可能的情况,是内在的关系模式被搞坏了,孩子从此不愿亲近和信任人与人之间的给与得,连带着钱也被看成是个坏东西,因为所有糟糕的事情都围绕着钱在发生。
改变需要多方的资源
亨利·大卫·梭罗曾说:“一个人的富有程度,与他所能舍弃之物的数量成正比。”这里的舍弃之物,我想不仅是物质,也可以是关系、情感以及其他的一些选择。而在能做出舍弃的选择之前,首先我们必须已经有了可以保障我们正常需求的储备。这个储备可以从哪里来呢?
从玛莎及金伯莉的研究来看,如果有社会政策的制定为贫困家庭提供经济援助,这就能成为促进孩子大脑健康发育的“首付”。
从每一个物质资源严重受制约的家庭来看,如果父母能够拥有一些育儿方面的知识,在贫困的生活里能给孩子尽量提供足够的亲子语言交流和情感支持,有爱的生活氛围将会对孩子未来的长期成长带来重要的保护。
我们要相信,贫困并不必然会毁掉每一对父母爱孩子的本能。贫困未必是温情和爱的绝对敌人,即使没有瞩目的成就和物质改变,爱的庇护也能使人度过清贫却有希望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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